瓯海西部山区包括瑞安湖岭一带，人们习惯称之为瞿溪纸山，因这里盛产草纸（土纸）而得名。纸山有着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1930年，红十三军和永（嘉）、瑞（安）两县的农民赤卫队在这里活动。当时农民协会和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影响了给纸山人民。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永嘉各中学的爱国进步学生，抗战初期永嘉县战时青年服务团、学联会、妇女会和永嘉县政府政治工作队，都曾在郭溪区和纸山进行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红军挺进师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曾在纸山活动过。1939年夏，纸山人民群众在中共党组织的引导和影响下，掀起了著名的“纸山暴动”或照当时通行的说法叫“纸山血案”。通过这场斗争，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并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纸山，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西部，它包括西岸、泽雅、北林垟、五凤垟和三溪、瑞安湖岭的部分山村，属崎云山麓。这里峰峦叠嶂，竣岭绵延，山林茂密，大部份村庄错落于海拔400至600米左右的山坳里和溪流旁。大小溪流纵横交错，水丰流急，为建造水碓和制造草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手工造纸始于明朝，至今已有500年的历史。这里出产的草纸，是以水竹为主及其它竹类作原料，放在小水塘里拌上蛎灰长期浸泡，然后在水碓里捣碎制成纸浆，再放在纸槽里用纸帘(竹丝帘)捞成草纸，晾晒整叠后结扎成捆出售。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72手头(工序)，全是手工制作。这里的草纸，又称“南屏纸”或“四六屏”，是当时闻名全国的温州土特产之一，年产量在30万担左右。纸山因此而得名，这里的人们也被称为“纸农”或“槽户”。他们主要从事手工造纸，以出售草纸来维持生活，少量从事编扎畚箕扫帚等副业。据统计，解放初期纸山有槽户1万多户，纸农约10万余人，占当地人口的80%左右，经济收入占一般收入的85%。纸农的劳动非常艰辛，全家老少，不分昼夜地劳动，老弱妇孺因劳累过度，瞌睡中被碓矸碾伤致残，是常有的事。草纸制成后，还要徒步攀越山岭，挑往瞿溪镇上卖，换回少许大米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纸农的生活极其困苦，居住在茅草棚屋，常年以番薯丝干充饥。这里流传着一首歌谣：“纸行好，一头黄鱼一头米；纸行孬，一头婴儿一头被。”如遇行情不好，壮年劳力还要外出打另工，以敷补家用。每年夏收大忙季节，他们成群结队到郭溪、新桥、梧埏、永强等平原地区帮佣受雇，被称为“山头人”和“割稻客”。尽管如此辛苦地劳作，却由于物价飞涨，又受到商人的盘剥，纸农的收益极其微薄；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尤其是抽壮丁、派民夫，使纸山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抗战初期，温州与上海航运通畅，草纸照常运往上海销售，纸农生活还可维持。1938年3月，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以关心民生为标榜，实行所谓“物产调整”，在各行业中推行合作社组织。这年初夏，瞿溪镇的胡昌记(今瞿溪镇河头南路29—39号)、王泰生(今瞿溪镇河头南路信龙巷8—20号)等纸行，拉拢陈达人、陈宿海、杨柱六等绅士，成立了“永瑞土纸生产合作社”。他们假造花名册，冒称纸农自愿入股为社员，并利用“合作社”这块招牌，一方面对零星交售的纸农，煞价购进；另一方面对成批购买、运销出口的外来纸商，以较高的卖价从中牟利。“合作社”这种形式，名义上是保障纸农利益，实际上垄断了草纸买卖。
1938年10月，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委员沈永年出面，在永嘉城区中山桥成立了“永嘉县纸类运销处”（简称“运销处”），沈永年是永嘉有名的党棍，亦官亦商。“运销处”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和税务机关里都有其靠山和代理人，各纸行也成为其代理商，而且以上海帮作后盾，资金雄厚，拥有轮船、机帆船等运输工具。国民党政府更“单独予以运销大权，禁止以外商人收运土纸”，“运销处”从而垄断草纸运销权，直接控制了瞿溪的草纸买卖，“合作社”被挤到一边。“运销处”霸占市场后，压价收购，盘剥得更加厉害。如1939年4月中旬，上海草纸的市价：“四开屏”每件4元8角，“六开屏”每件7元8角。但收购价前者仅2元1角，后者仅3元余，不及上海市价的一半，利润率达100%以上。纸农向来习惯在街头兜售，讨价还价。因为草纸原料昂贵，又是全家老少的血汗，他们必然要“镏铢必较”。“运销处”、“合作社”长期霸占市场不准外来纸商议价收购，致使纸农生活每况愈下，有怨难伸。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办的《工商月报》登载文章《永瑞土纸业概况》，说道“造纸为业的人大部分处在饥饿线上”。
1938年11月，中共郭溪纸山区委成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区委书记何承恩(化名林彬如)在纸山开展工作，他争取乡绅林蔚(即林复兴，住大石垟村)，在大石垟村建立党支部。在仙宅山岙底、大岙、陈岙、黄坑、下寮、庙后等村，先后发展潘洪光等同志入党，建立了党组织。同时林蔚、潘洪光联合各村纸农中的积极分子，组织成立“永嘉县土纸业公会”，并筹募经费，对外活动，会员发展到4500人。6月，党组织派郑之光(化名张明)到纸山工作，何承恩调往瑞安。
1939年初夏，沿海告急，日军封锁港口，致使温沪航线停运，草纸滞销。“运销处”竟不顾纸农的死活，停止收购草纸，致使纸农的生计断绝。于是，纸农自发团结起来，公推各村的活动分子，以乡民代表和纸业公会的名义，要求政府勒令“运销处”收购草纸，以维持纸农生活。几经交涉，拖延了2个多月，仍没有解决。7月19日，纸农近千人纷纷向瞿溪各纸行(即胡昌记、王泰生、陈定源、叶宝法)要求收购再次被拒绝，群情忿激。国民党郭溪区署出面“调停”，议定由“运销处”暂时先半价收购，以维持纸农生活，但“运销处”以各种理由推诿敷衍，收收停停。这时纸农与“运销处”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形势越来越紧张。7月25日中午，国民党永嘉县长罗毅在瞿溪小学召集有关各方代表谈判。出席的有国民党省政府特派员、建设厅技正洪瑞坚，区署指导员陈川、“运销处”董事长陈卓生、经理沈永年等人，纸农代表林正言、潘阿三、林阿岩等32人。会议从中午延续到傍晚五点半，会场周围旁听的纸农越聚越多，共约600多人。区署增派自卫队20余人前来“弹压”。沈永年等借口航线停运，资金不继，拒付积欠的纸款，更不愿承担继续收购的责任。“运销处”代表的蛮横无理，激起纸农的无比愤怒。场外的纸农忍无可忍，他们齐声呐喊，冲进会场，将沈永年捆绑起来，拥进纸山。这一下使国民党官员慌了手脚。区长屠村桥亲率大批军警赶来，当场滥捕了潘定标等33人，又派兵进山搜寻。
7月26日上午，永嘉县自卫队第五中队和县警察大队共80余名军警进入纸山，以武力威胁，欲索回沈永年。大队人马到达唐宅岭下，这时岭上已聚集群众八、九百人，个个摩拳擦掌，大声怒吼，示威抗议。国民党军警见势头不妙，知道众怒难犯，就灰溜溜地退回去了。
由于群众自发地“劫持”了沈永年，使局势变得复杂、紧张。中共永嘉县委、郭溪纸山区委根据情况的发展，迅速做出指示：一、沈永年作为人质，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防止被搜去或逃脱，保证其人身安全，一俟谈判达成协议，对方切实履行，就送他下山；二、定于第二日(27日)组织纸农和平请愿。动员纸农每户2人，中午齐集瞿溪，有组织、有秩序地向政府请愿；三、要求“运销处”限期付清所欠纸款，保证继续收购，否则将“运销处”、“合作社”撤销，恢复草纸自由买卖。总之，力求国民党政府和平、合理、合法地解决户销纠纷问题。如果郭溪区属拒不受理，请愿队伍即进城请愿，以扩大影响，争取各界声援。26日，“永嘉县土纸业公会”在唐宅召开紧急会议，由林蔚、潘洪光等主持，会议通过了上述决定，并设立请愿队伍指挥部，林蔚、潘洪光任正副总指挥。
7月27日晨，国民党政府得知纸农前来请愿，一方面命令自卫队第五中队在瞿溪交通要道增设岗哨，派队巡逻；县警察大队驻胡昌记纸行加以“保护”；郭溪方面由自卫队第四中队和区署警巡队(俗称警备队)“防守”。他们在明知纸农手无寸铁，请愿是出于生计所迫，仍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另一方面，他们将扣押在区署的29名纸农全部释放，并张贴布告，宣称即日起在普明寺(即后屿堂)发放纸款，企图笼络人心，缓和局势。
27日中午，西岸、唐宅、下寮、黄坑、横垟、上潘、垟坑、岩门、大石垟、小石垟、岙底、陈岙、大岙和瑞安的金岩头、金岩下、陈山、吴源、东坑、李山、岭下、木坑、朱源、阴山等村纸农陆续到达坳(黄)岭下，一共6000多人，向瞿溪镇进发。国民党军警早已在瞿溪滩头摆开阵势，但群众如潮水般涌来，那里阻拦得住。正在相持之际，国民党当局竟视人命如草芥，悍然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大雅乡小石垟村纸农周洪耀，胡锡山、潘家星等4人中弹受伤。群众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冲进镇内，并占据了警察所哨点胡昌记纸行，扭捕6名军警，夺得长短枪8支。午后，群众队伍向郭溪区属进发，这里早有自卫队第四中队把守桥梁，沿岸布设哨位，双方隔河对峙着。为了避免流血牺牲，指挥部决定队伍暂停前进，派出10名代表前往区署谈判。傍晚5时，国民党永嘉县长罗毅因闹出血案，事态严重，不得不亲自赶来处理善后，经谈判同意纸农的条件：一、对死者进行抚恤，将伤者送县城医治并给予养伤费；二、明日起发付赊欠纸款，三日内付清；三、撤销“运销处”和“合作社”，恢复草纸自产自销。
这期间，中共郭溪纸山区委顾全抗战大局，不使事态扩大，一方面以“永嘉县土纸业公会”的名义，分别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永嘉县政府、法院、各报馆、各群众团体寄发“快邮代电”，说明事态真相，要求各方主持正义，惩凶抚恤，开放粮仓，救济纸农，拨款扶植草纸生产；另一方面派出代表前往国民党郭溪区署，表示愿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对方不得已于7月31日履行上述协议条款。纸农遂将沈永年、被俘军警以及缴获的枪支全部送还，占据胡昌记纸行的代表和群众也全部撤回，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协议履行后，我党对死难者家属进行了慰问，并以永嘉学联会宣传队的名义敬献了“为争取斗争的胜利而作英勇的牺牲”的挽词，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悼。这次斗争是比较复杂的，我党通过正确引导，利用合法斗争，虽然付出血的代价，但是教育锻炼了群众，保护了纸农的切身利益，提高了党的政治威信和群众的斗争意识。
“纸山血案”发生后曾震惊一时。远在四川重庆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密电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说“查此事似为共党从中鼓动”，“当地共党分子胡成恩等乘机煽动，并吸收工人，现参该党者已达千余人”，“特电命即查办”。该密电所说的内容虽然有些捕风捉影，但可看出国民党政府色厉内荏，害怕人民群众，担心这一事件引起连锁反应。“纸山血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纸农受到残酷剥削压榨乃至生计断绝所造成的。中共党组织关心纸农疾苦，组织他们争取生存，争取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屠杀，制造了血案，事后诡称纸农“意图夺取枪支，以致哨兵失火，误毙一人”。这些事实恰好证明了我党是同劳动群众是血肉相连的。纸山党组织刚建立，党员仅20来人，如果光靠这些人去“煽动”，是不可能使数千群众那样奋不顾身地英勇斗争的。
纸山斗争的胜利，使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团结斗争的力量，同时也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组织起来，才是我们力量无穷的源泉。纸山斗争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纸山党组织日益扩大巩固。1939年，中共永嘉县委成立纸山工作小组，加强对纸山工作的领导。1940年夏，成立中共纸山区委。此后，通过党的组织和领导，巩固了纸山革命游击根据地，并使之成为我党的基本地区。纸山根据地是我党在渐南地区重要的游击根据地之一，对我党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坚持艰苦革命斗争，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