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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开篇之作发表时间:2020-10-09 分享到:

                                                  ——纪念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70周年

[摘要]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全会规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路线和纲领。在全会指引下,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及各项经济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为随后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推动国家工业化发展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土地改革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出席会议。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43人列席会议。全会中心议题是研究和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目标任务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党刚刚执掌全国政权后谨慎处理转变时期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次重要实践。全会规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路线和纲领,所提出的战略策略思想不仅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而且对党和人民事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全会路线指引下,新中国建设取得重要成就,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为随后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推动国家工业化发展准备了条件。

一、全会召开的背景和要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人民在各方面取得很大胜利:解放了除台湾和西藏以外的全部国土;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纷纷建立;制定新中国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国家元首成功访问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稳定物价和统一全国财经,结束旧中国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等。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党也面临着严峻考验,胜利局面需要得到巩固,前进路上有许多困难亟待解决。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和敌视的态度,并实行封锁和威胁。台湾和西藏等地尚未解放,在一些新解放区,大批国民党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以及惯匪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方式同人民政权相对抗,严重危及社会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定。在农村,占全国人口大半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那里的封建剥削制度仍然在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旧中国畸形经济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一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在生产和经营方面发生严重困难,“主要表现在商品滞销,生产减缩,关店歇业增多,失业人数大大增加”,“困难的程度是大城市重于中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重于其他地区”。[1](P21)有关统计显示,截至1950年9月,城镇失业数达472.2万人,失业率为23.6%,而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等五城市最为严重。[2](P109)财政方面也异常紧张,出现巨额赤字,仅从军政人员的生活供给需要来看,1949年底军队编制达470万,加上包下来的原国民党军队官兵和政府文职人员,1950年初军政人员总数达到900万人。[3](P76)

当时在城市中发生的困难很突出。以上海为例,“1950年三月和四月,当地社会秩序一度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四月上旬为最紧张。”上海是当时的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为集中,出现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引起中央高度关注。为了稳定秩序,上海市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4](P347-348)从3月中旬至5月初,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先后6次向中央报告上海情况及采取措施。4月16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对上海“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予以肯定,并提出:“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5](P117-118)23日,他再次复电陈毅指出:“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5](P123)5月13日,他向党内转发陈毅5月10日关于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报告,并起草批语指出:“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5](P138-139)上海等城市中出现的上述情况以及所采取措施为随后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和经验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私营工商业为什么会发生经营困难?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在政协会议上分析指出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其二,过去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品也不合人民需求的规格;其三,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还要亏本;其四,经济中的盲目性;至于因为长期战争,人民购买力大为降低,使得工商业不景气,则是人人共知的现象。他强调:所有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些问题现在之所以突出,是因为长期间存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出现这些情况归根到底就是“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6](P101-102)

此外,从具体层面来看,在过去一段时间复杂艰苦的工作中,各地也出现一些缺点和偏差。例如,物价下跌、生产萎缩有部分原因是我们对旧中国长期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及缺乏经验,把银根收得过紧;再比如,党内对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存在模糊认识,有人提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看法,受到中央批评;[7](P49-51)再比如,新解放区农村在怎样对待地主阶级问题认识上也不完全明确,有些地方在土地退租问题上陷于僵局,甚至发生分配地主大量浮财及逼死人现象。[8](P130)这些情况要求党从全局高度及时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澄清思想,统一认识。

二、全会准备工作和基本情况

七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召开并取得突出成就,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央事先作了充分酝酿和准备。主要包括:

第一,狠抓财经工作,确定会议主题。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判断,新中国成立后党及时把中心工作任务由革命战争转向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中央决定组建中财委统一指挥全国的财经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著名的“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就是在中财委指挥下打赢的。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财委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财经工作在全局中的战略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49年底访苏前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回国后,他进一步指示“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并说明“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随后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确立主题,专门研究财政经济问题,标志着七届二中全会的各项战略决策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进一步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第二,找准主攻方向,确定“三个条件”。面对1950年前后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局面,抓住主要矛盾,找准主攻方向,推动胜利局面继续向前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重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他们为此进行了全面部署。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实施“一边倒”外交方针,并实现国家元首成功访苏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内方面,中央也在谋篇布局。1950年初结束访苏后,在回京途中及回京后,毛泽东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调查,他初步得出结论:“东北基本好转原因在于土改、工业恢复及生产支出加大。而关内在一二年内尚不可能具备这三个条件:土改要两三年,工业恢复更慢些,现在生产支出只占预算百分之十三点九,而消费占比例极大。东北生产开支如连上解款在内占预算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关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的基础尚不巩固,陈云所顾虑的再次波动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9](P355)这是随后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即土改完成、调整工商业、经费节减的重要雏形。

第三,广泛征询意见,积极筹备会议。访苏回京后,毛泽东分别于1950年3月6日、3月27日—4月6日、4月19日、5月25日四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于4月10日、12日、5月20日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四、五次会议,研究部署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他在4月12日政协常委会议上特别强调:目前财经方面“有了一个开始的好转,但还不是基本的好转。要基本好转还要三年即到土改完成,还要依靠调整经济和调整工商业,还要在支出方面想些办法。”[5](P114)这实质上已点明了召开七届三中全会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经过3、4、5三个月党内外多次重要会议的讨论和准备,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财经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已基本取得一致。对全会重要报告毛泽东亲自进行把关,他先后审阅了聂荣臻、刘少奇等的报告,还为全会起草了书面报告。

195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召开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并发出通知,指出召开此次全会的直接原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将于六月十一日开会。为了准备和通过提交全国委员会讨论的各项主要问题并讨论其他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前,召开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10](P68)同时就全会的议程、会期、参会范围、会后安排等作出说明。6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作出关于召开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包括六项内容:(一)成立全会主席团,提议由书记处同志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担任。(二)确定全会议事日程由五个报告组成(每个报告限定一小时),即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的报告。此外规定大会发言事项,即各大行政区主要负责人及指定的专题发言人(高岗、饶漱石、邓子恢、叶剑英、刘伯承、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胡乔木等九人),每人半小时。其余同志发言十五分钟。(三)再次确认会议时间为四天,每天由下午五时起,十时止,共开五个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四)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土改问题委员会。(五)对任弼时因健康原因不出席会议予以说明,同时批准陈云在任弼时休假期内参加书记处。(六)决定刘子久不出席全会报告。[10](P137-138)

6月6日,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并提交书面报告和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会议开幕当天,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全面阐释新解放区土地改革问题;陈云作《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强调要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共同纲领》规定的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的办法。7日,周恩来作《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着重论述如何处理国内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各种关系问题。聂荣臻作《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部署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8日,朱德、彭德怀、彭真、李富春、刘伯承、陈毅、叶剑英、邓子恢、李先念等19人分别发言。薄一波、陆定一、粟裕、安子文、胡乔木还分别就调整税收、党内教育和文教事业、华东军事情况及对台湾作战、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巩固党的组织、整风问题作专题发言。其间,毛泽东对粟裕建议由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一事,决定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还向斯大林通报了召开此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和他所作书面报告的内容。9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全会闭幕。

全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全会决定成立土改问题委员会;批准陈云在任弼时休假期间参加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王明的决定;①决定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撤销黎玉、刘子久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

三、主题:毛泽东在全会上的书面报告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分析财政经济形势,全会中心议题是研究和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目标任务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主持会议并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其中所提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同意,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报告深入分析了国际形势,强调“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国内形势和应完成的主要任务,指出: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报告提出: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具体工作,包括:(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三)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五)认真解决好失业问题和进行灾民救济工作;(六)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七)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同时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八)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等。

四、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对书面报告作了说明,深入解释了贯穿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提出“不要四面出击”。讲话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毛泽东在讲话里列举了一系列解决的办法:合理调整工商业;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使用知识分子,同时进行教育和改造;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谨慎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等等。他最后强调: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不要四面出击”要求在全局工作中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孤立、打击当前主要敌人,掌握工作主动权。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政治思想原则。抗战时期,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他强调“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十六字策略方针。[11](P763)解放战争时期,他提出“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12](P13)强调在孤立敌人的同时还要“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13](P331)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已执掌全国政权,如何在全面执政中继续抓住主要矛盾,孤立主要敌人,同时避免力量分散、丧失主动,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予以明确回答,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经济社会矛盾、提升全党战略策略意识的一个重要的指导。

五、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对土地改革进行整体部署是七届三中全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离不开占中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全力支持,离不开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也是中共中央找到的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局面、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毛泽东称这项改革“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7](P25)从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间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出中央对推动这项重大改革的通盘考虑。②

当时,老解放区已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针对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央态度非常慎重,就有关政策问题反复征询党内外意见,最后确定保存富农经济。中央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开展土地改革的紧迫性,1950年8月26日刘少奇在同苏联驻华大使会谈时说得很清楚:当全国基本解放之后,华中、华南、西南和西部中国的地主都等待着进行土改。地主们利用时机,用各种办法企图把自己的土地分给自己的亲友。他们将其耕畜和生产工具也进行这样的处理,部分卖掉,部分分给亲友。他们解雇长工,有时简直是驱逐,对长工们说,到新政权那里去找工作吧。富农效法地方,也这样干。中农摇摆,听信地主和富农的宣传,采取观望态度。这样,到春天,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形势??中农种的只能够自家吃了就行了。租赁大大减少了,失业雇农大军扩大了。出现了播种面积大大减少这种威胁,这可导致稻谷、小米和其他谷物产量的减少,迫使政府从国外购买粮食。同时还应考虑到土匪的存在,他们有一二百万人。所有这些情况迫使我党考虑如何走出这种困难形势。所以在4月份,党中央开始制定新的措施,制定新的土改法令。[14](P38)

七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在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的根本原因和目的,阐明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债务问题、人民法庭问题等的方针政策,强调开展土地改革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条件之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报告共有五个部分:(一)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二)土地的没收和征收;(三)保存富农经济;(四)关于分配土地中的若干问题;(五)在进行土地改革时若干应该注意的事项。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15](P226-246)

全会同意这份报告,并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邓子恢、黄克诚等参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审定土地改革文件,指导全国土地改革工作。全会闭幕后不久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土地改革问题,《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提交会议讨论并获通过。对这份报告,毛泽东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前后多次进行审阅并提出大量修改意见。[7](P63-65)6月29日,刘少奇将报告稿批送胡乔木:“此件主席已最后审阅过。请连同土地法一道发表。”[15](P246)报告全文发表在6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成为随后土改全面开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在包括七届三中全会在内的中央一系列正确决策的指引下,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得以顺利开展,到1953年春,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全部完成。这项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大量地租和债务。这样就在中国大陆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无数有识之士所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目标,使中国经济社会走上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六、总结报告及全会的重大作用

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总结报告。他指出: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些缺点、有些错误的。这次会议只是集中了几个问题,检讨了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今年的整风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要谨慎地对待统一战线工作。要向干部说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必要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少数民族工作中间的确很重要。全国有几千万兄弟民族,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条件不成熟是不能进行的,进行会出毛病。关于土改问题,毛泽东全面总结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强调这次土改环境不同,主要是我们的经验不同,有了经验了。他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也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5](P154-155)

值得注意的是,七届三中全会会后没有发表公报,而是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即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新华社十二日讯”的形式发表了一则200多字的新闻稿,简要介绍了全会召开的基本情况,并全文刊载了毛泽东的书面报告。这应该是由于召开全会直接目的是为政协会议作准备,为尊重政协会议故低调处理,但丝毫不影响此次全会发挥重大历史推动作用。七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对党和国家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因难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同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作战。随后在七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及各项经济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在打赢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经过三年多艰苦奋斗,解放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较大发展。1954年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此作出高度评价,指出:在七届二中、三中全会决议的指引下,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和平解放西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同时通过许多生产上的改革工作,大大提高了工农业生产。1952年,国家主要工农业产品均已超过或者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财政收支保持平衡,物价平稳,人民生活已有改善。全党和全国人民很好地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针,争取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6]

放眼70年来党和国家发展历程,七届三中全会有其长久、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掌全国政权后谨慎处理转变时期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次重要实践,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开端,其经验、思想和智慧指引着党克服了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的重重困难挑战,成功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到建设工作重心的深刻转变,彻底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为掀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篇章准备了条件。从这层意义上讲,这次会议连同前后历史特别对于在新旧交替、转换复杂局面下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平稳健康发展进而达到新的质的飞跃具有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内部发行).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6]陈云文选(1949—1956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内部发行).

[9]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4]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3卷[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5.

[15]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6]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N].人民日报,1954-02-28(1).

注释:

①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曾作出决定要王明写一个检讨错误的声明书,但王明随后未写。同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此事进行讨论,指出:“关于王明尚未按照二中全会决定对所犯错误写声明书,刘少奇已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代表政治局和王明谈话,指出王明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政治局认为刘少奇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因王明仍未遵守中央决定,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了对他的处理意见并作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王明后来始终未写。参见《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35—637页。

②选择在1950年6月召开中央全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确定土改方针是为了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毛泽东1948年5月25日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中特别强调“必须注意季节”,如果利用整个秋季和冬季进行土地改革,必须在九月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完成各项准备工作。按照这条工作经验,若要在1950年秋全面推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就需要在当年五六月份确定政策,不然就会错过时机。1950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复电华东方面时即指明:“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十分抓紧督促才能有成”。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77页。

(作者:周锟,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吕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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